27038红楼梦研究复习资料：第二章《红楼梦》的时代（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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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红楼梦》的时代（4）

第三节时代思想

明代自嘉靖、隆庆、万历以来，帝王大多不问国事，荒淫失政。朝廷之上，宦官专权，党争激烈，政治日见黑暗。士大夫阶层中有不少人眼见朝政日非，不可救药，于是率性而为，远离政治，追求诗酒风流。在这样的背景下，一部分人不甘沉沦，挺身而出，以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试图挽救已经衰败的明王朝与整个封建社会。清初，思想界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苦苦地探寻着新时代的出路。

明末清初的中国思想界，从总体上看，处在一个新旧交替的复杂的历史时期。面对复杂的政治形势，本时期的思想界有太多的问题要解决。这不仅是因为这一时期出现了明、清两朝的政权更迭，更由于清王朝又是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由阶级矛盾向民族矛盾转化（明末农民大起义的时候，明王朝既要镇压农民起义，又要对付关外虎视眈眈的少数民族政权），然后是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17世纪以后，又是以阶级矛盾为主了），郑成功以及南明的抵抗，吴三桂等汉人的投降清朝与“三藩之乱”，无不交织着极其复杂的社会、时代、个人原因。生活于这一时期的文人、思想家，很难理清这众多的头绪。同时，现实促使人们思考，中原地区，为什么总是这么轻易地被文化、经济等较为落后的少数民族政权所占领，具有先进的政治、军事、经济组织制度与思想的汉民族政权，为什么刚刚从元蒙统治者手中夺取了政权，转眼之间又先败于李自成等“流寇”，紧接着又保不住半壁江山，再次败于自己当初的附庸——满族？如果说两宋的灭亡具有偶然性，可以归罪于奸臣当道，那么现在无论是代表贵族地主利益的朱明王朝，还是代表广大农民利益的起义军政权，竟然都不是满族铁骑的对手，这又如何解释？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以及支撑传统统治方法、管理机构的政治思想，是不是已经落后，不再具有优势？这些都需要明末清初的思想界、学术界给予合理的解释。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思想本身，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巨大的危机与转化。在中国思想中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经过宋代理学、明代心学的转化之后，将向何处去？这是中国思想界当时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不解决自身的理论基础，思想界就不能为时代发展提供相应的思想准备。特别是经过明代中叶的思想解放运动，程朱理学的若干弊病已经显露，心学思潮的勃勃生机为当时的思想界、学术界点燃了一盏希望的明灯。但是，明朝后期社会发展的现实，又证明阳明心学并不能真正做到通过破“心中贼”来破“山中贼”，在解决封建统治遇到的实际问题时，阳明心学同样无能为力，眼睁睁看着明王朝先败于农民起义军，再败于满族。作为时代精神的支柱，封建政权的统治基础，封建君主制的理论依据，传统儒学能否再度提供新的理论创新，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热点。当时人们急需一个新的理论权威，既能合理解释现实社会的如此发展的原因，又能为社会的后续发展提供理论指导。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在思想上能取得重大突破，显然与他们适应了时代的呼唤与期待有关。

尤其需要说明的是，明代中后期，由阳明心学思潮而掀起的狂飙突进的思想解放运动，轰轰烈烈，影响巨大，对人性自由的渴望，对物质欲望的肯定，使人们痛快淋漓地感受了一次精神洗礼。王阳明“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只信自家良知"的口号，浅显明白，直入人心。继起的李贽，在士人中的影响更大，朱国桢《涌幢小品》中说“李氏《藏书》、《焚书》，人夹一册，以为奇货”，“举国趋之若狂”。这场运动对士大夫阶层的内心世界产生的冲击，作怎样评价都不嫌过分。但是，“这奋力冲破囚缚的时代,又是新旧道德青黄不接，因而'恶劣的情欲'充当了历史前进的杠杆的时代因此，与思想解放思潮相关，引起的是整个社会的人欲横流。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他们也许不懂什么精神的解放，但是对物质财富的渴望与热情总是明白的。普通百姓突然发现原来对财富嗤之以鼻的那些书生们也对物质财富趋之若鹫，他们也同样受到了思想的间接冲击。在当时社会，对物质财富、对人的自然欲望的追求成为合理、正当的要求，甚至是思想进步、解放的标志（这一观点，甚至在今天许多学者的心目中，仍然存在）。就事后来看，未必就是一件好事，尤其是当时只有冲破一切旧道德的滚滚洪流，而没有相适应的道德建设与精神约束，没有新的合理的高尚的精神追求，仅仅把物质财富与自然欲望作为正当追求，这是远远不够的。由此而导致社会上对物质力量的迷信，放弃了对精神享受的向往。这不仅体现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在文学作品中也有充分的表现。但是，当明代灭亡以后，思想家们在反思其灭亡原因时，却有不少人把明代中晚期的思想解放思潮当作罪魁祸首，认为正是它对物质欲望的肯定，引发了奢侈浮躁之风，上层荒淫失政，下层享乐成风，败坏了整个社会风气，毁坏了所有道德防线。明代灭亡以后（甚至明代灭亡前），各种记载对当时社会风气的恶化都作了痛心疾首的抨击。可以想像，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思想界必然会产生一种转型。同时，清初的思想家又必须解决这一问题，他们要为清代政权的合理性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但是，以中国社会当时的情形，思想界却找不出合理的突破方向。他们所能做的，仅仅是力争恢复传统，按儒学传统重建道德大厦，注重个人操守，讲究名节，走过去的圣贤之路。这样做，也符合统治者的利益。很明显的是，入清以后，针对晚明社会这种浮华之风对社会造成的恶劣影响，清初的统治者与政治家们一致以传统的理学思想相抵抗。康熙时期，对许多理学名臣（如熊赐履、李光地、陆陇其等）的大力鼓吹就是其表现之一。不过，这一时期毕竟不再是南宋那样的学术氛围与社会风气了，即使是那些名震天下的理学名臣，他们也曾经经受过晩明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大潮的冲击，所以他们的思想就颇值得反思。一方面，他们确实明白以程、朱等人为代表的理学思想有相当多的违背人性的地方；另一方面，从社会良心、道德责任的角度来看，似乎又非维护这样的道德观念不可。要保持社会的长治久安，与追求个人的自由相比，大多数的人觉得以天下为己任价值更大。人们的理性认识是这样，但对人性自由的追求又无往而不在，稍不注意，它就冒了头，于是许多理学名臣被人们揭发，说他们虚伪（有许多人很热中于对他们虚伪的揭露，因为揭露他们，容易使那些不可能道德崇高的人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不但合理，甚至比那些理学名臣还高尚，因为自己坦直率真）。清初几乎所有的理学名臣、名儒都被人揭发过（最典型的如全祖望揭发李光地的所谓“三大案”），包括康熙、乾隆等人也参与过揭发，熊赐履退休后住在南京，康熙还不放心，叮嘱曹寅严密监视。这样的思想家与道德实践家，实在有些独特的时代因素。思想界的深刻矛盾，严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当然，与此相关,一些思想家即使在回归传统的时候，也保留了晚明思想冲击的色彩，这在文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明末清初的三大儒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在亲身经历了晚明农民起义的时代潮流的冲击和抗击清兵入侵的实际战斗生活之后，对中国的传统思想进行了全面的反思。他们以研究明亡为契机，以经世致用为目标，转而对君主专制、民族大义、学校制度等现实问题提出自己鲜明的看法，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但是，随着清代思想领域控制的不断加强，以及清初一些大儒的相继去世,思想界的声音日趋沉寂。尽管如此，在文学创作领域内，人们仍然以艺术家的敏感,呼应着思想家的呐喊。

《红楼梦》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产生的。一方面，作者对明末以来的男女真情、个性自由等传统命题作了全新的探索,高举思想解放的大旗，歌颂男女发乎自然的真情，继承并发展了《西厢记》、《牡丹亭》等文学作品中的斗争精神，对传统儒学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学）作了激烈的批判;但是，另一方面,作者又对过于重视物质利益、导致人欲横流的时代作了毫不留情的指责。小说中，对林黛玉、贾宝玉、晴雯、司棋、尤三姐等人物形象的塑造，集中体现了对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爱情自主的强烈渴望与不懈追求。对薛宝钗、花袭人、贾探春、史湘云等人物，作者既肯定她们身上过人的才气，又对她们忠实于时代的道德要求与礼教束缚，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对王夫人、薛姨妈、邢夫人等中老年女性所代表的传统道德的因袭与压抑，作了辛辣的讽刺。对贾宝玉这样的精神贵族,在现实面前的软弱无能作了深刻的精神剖析。《红楼梦》能够达到这样的思想高度,显然与整个时代的思考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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