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38红楼梦研究复习资料：第二章《红楼梦》的时代（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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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红楼梦》的时代（5）

第四节文艺景观

康、雍、乾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等恢复、发展的强盛时期，代表了当时封建社会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在文化事业与文学创作上，这也是一个全面的总结时期。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典籍，在这一时期，由于统治者的有意提倡，以及经济实力的保障，得到了全面的搜集、整理、岀版，尤其是《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的编纂，以及《明史》、《一统志》、《佩文韵府》、《渊鉴类涵》、《骈字类编》、《康熙字典》等等著作的编纂出版，集中了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的才华，也为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提供了最基本的材料。在文学文献的整理方面，这一时期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全唐诗》、《历代赋汇》、《唐诗别裁集》、《宋诗纪事》、《明诗纪事》、《列朝诗集小传》等著作的出现，也为这一时期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与大规模的搜集、整理文献活动相关，关心经典、追寻原典成了许多文人士大夫逃避现实政治的手段之一，埋头于故纸堆中，醉心于学问，是在政治高压下许多文人的自觉选择。哪怕是对正统思想的批判，在雍、乾以后，往往也换一种面孔出现。比如戴震的反理学思想，正是蕴藏在他的对《孟子》的精深研究中。包括此后乾嘉学派对许多问题的考证，背后都隐藏着重要的经世意图与社会理念。比如说他们关于婚姻关系何时确定，是以纳聘还是以迎娶为准，这看似一个所谓礼的问题的考证，背后蕴涵的是到底以名分还是以实际为准，是一种对人性、亲情的肯定。其他比如叔嫂有服无服、子妇与夫妇孰重、“克己复礼”的“己”为何意，等等，表面上看都是一些纯粹的学术问题，但它涉及的都是对人性、人情的认识，反映了这一时期学术研究的新取向，即通过“训诂明而后知义理”的治学程序，淡化传统义理学的道德化强势以及自由心证的主观语境，突出学术的意义、实证的意义〔＞。这样的治学倾向对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文学作品中对礼教杀人的种种描写，同样体现了文学家们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清代初期，无论是传统的措文学，如诗、词、散文、骈文，还是元明以来新兴的通俗文学，如小说、戏曲，几乎所有的文学艺

C12参见周积明，《关于乾嘉“新义理学”的通信》，载《学术月刊》2001年第4期。

术形式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红楼梦》中，诗、词、曲、赋，无一不精，几乎都达到极高的艺术成就，显然与这一时期传统的雅文学全面复兴的形势有关。当然，《红楼梦》又是通俗小说的最高成就的代表作，具有雅俗共赏的接受优势，也与这一时期各种文学形式全面发展有着极大的关系。没有这样的时代氛围与文学营养，曹雪芹是很难完成其文化巨著的。

清初诗坛上，先是以遗民作家与降清人物为代表的两派主宰文坛。遗民作家的代表人物如王夫之，他的诗学理论，追求的是汉魏六朝的审美风范，对后来的清诗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降清诗人的代表人物如钱谦益，以他为代表的虞山派，则提倡歌咏性情，强调性情先于格调。然后就是一批入清后方始入仕的文人，开始成为新的诗坛盟主，比如像提倡“神韵说”的王渔洋，提倡“格调说”的沈德潜，提倡“性灵说”的袁枚，提倡“肌理说”的翁方纲，都曾经影响一时。而其他一些诗人，比如早期的像吴伟业，以及顾炎武、屈大均、吴嘉纪等人，稍晚一点的如朱彝尊、施闰章、宋琬、厉鹑、赵执信、郑板桥、赵翼、蒋士盈等，在当时诗坛上都足以傲然自立，有自己独特的个性风格。与明代诗坛兴盛的复古之风相比，清初诗坛百花齐放，各有所长，他们虽然大多数仍然是继承明代的诗歌主张而来，但均能独立创新，努力开创新局面。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一时期的优秀诗人可谓层出不穷,真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年清诗，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最后一道亮丽的风景，一段精彩的绝唱。

在这样的诗歌潮流中，曹雪芹家族也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他们以自己的官场地位和诗歌才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清初诗歌的发展（特别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他们自己也被这个时代的诗歌风尚所熏染。从他们的诗歌创作来看，曹寅的诗是接近或者说是学盛唐的，他主持编过《全唐诗》，很得康熙欣赏。诗人顾景星为曹寅诗集《荔轩草》作序，说：“李白赠高五诗，谓其价重明月，声动天门，即以赠吾子清，海内月旦必以予言为然。”高五是李白的从甥，子清是曹寅的字，顾景星把曹寅比作高五，曹寅则顺势称顾景星为舅氏，将他比作李白。诗人惺惺相惜，相互推许，于此可见。当然，这也说明，曹寅本人的诗歌是接近盛唐的（否则顾景星这样的评价就过于溢美了），至少说明曹寅是崇尚盛唐的诗风，喜欢人家将他比作盛唐诗人的。有学者认为曹寅喜爱宋诗，并以朱彝尊说他“无一字无熔铸，无一语不矜奇”来说明，其实朱彝尊本人崇尚宋诗，所以他看曹寅的诗就带上有色眼镜了，何况，“熔铸”、“矜奇”的也不一定就是宋诗。至于曹雪芹本人，则可能更倾向于魏晋六朝，有人把他比喻成曹植（也有人曾经将曹寅比作曹植），“邺下才人应有恨”，也有人说他“佯狂阮步兵"，“步兵白眼向人斜”。他的朋友还经常把他比作李贺，说他“诗追李昌谷"，“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樊篱”，在他去世后，写诗纪念他的时候说“牛鬼遗文悲李贺"。总之，一时朋友都对曹雪芹的诗才极为佩服，敦诚说他“诗胆如铁”，“堪与刀颖交寒光”，从《红楼梦》中的诗词作品来看，这些评价都有一定道理。可以想像，如果没有清初诗词创作整体水平的提高，那么，《红楼梦》中的诗意显然是不会这么浓郁的。

清初的词成就也很高，远远超过元明，是继宋词之后又一次词的勃兴。首先是陈维鬆，他学习、模仿苏轼、辛弃疾，大量创作豪放词，据说平生作词一千八百多首，影响极大，形成了阳羡词派。紧接着是朱彝尊，他能诗善词，曾纂辑唐宋金元词五百家，编为《词综》。他论词以南宋姜夔、张炎等人为宗，强调声律，在清空的风格里，寄托比兴之意。清初，以他为首，形成了浙西词派。满族天才少年纳兰性德，则是另外一位著名的词人，他与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关系密切。他被王国维称作古之伤心人之一，他的词风，接近李后主。这一时期，词人唱和之风极盛，使清初整体的词作，上升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清初的散文成就也很高：第一类是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一大批思想家的政论文，以深刻的思想、犀利的文笔，震撼着人们的心灵；第二类是继承晚明小品文而来的抒情文章，直抒性灵，有的哀婉动人，包括余怀的《板桥杂记》、李渔的《闲情偶寄》，以及侯方域、魏禧等人的散文，都具有类似的特点；第三类是适应清初提倡理学的需要，与政治结合得天衣无缝的桐城派古文，从方苞开始，到刘大機、姚鼐，可以说是代不绝人；第四类是与考据学密切相关的骈文，代表作家像陈维終、汪中、袁枚、胡天游等。久已沉寂的骈文，于这一时期再度兴盛，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一时期文学成就的整体水平。

当然，这一时期成就最高的应该是小说、戏曲，不但名著迭出，而且作品众多，总体水平在整个封建社会空前绝后。《长生殿》与《桃花扇》盛演不衰，文言短篇小说《聊斋志异》、《子不语》、《阅微草堂笔记》、《夜雨秋灯录》相继面世，白话短篇小说继承明末之余绪，长盛不衰，这些前人论述已多，此处不再赘述。仅以长篇小说而言，《儒林外史》于这一时期横空出世，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生目标、人生道路作了深刻的反思，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科举制度存在的致命问题，其深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醒世姻缘传》全面深刻地检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家庭问题，暴露出温情脉脉的面纱背后令人震惊的婚姻恐惧与无法回避的冷漠的夫妻关系，其深刻性同样前所未有；《歧路灯》通过浪子谭绍闻的人生轨迹，从国家、学校、家庭三个角度全面展示了清代初、中期教育事业的失败，所反映的问题同样令人感到深深的无奈。这些小说与《红楼梦》一道，构成了对清代初、中期社会全景式的反映，不但在文学上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对中国社会、中国民众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红楼梦》这样的杰作，它不可能是孤立地产生的，在清代文学总体水平提高的基础上，它脱颖而出，因此显得更高,更杰出。如果没有这样高水平的整体烘托，《红楼梦》也达不到今天这样的高度。它既是曹雪芹个人天才独创的结果，也是社会合力产生的结晶。

总之，曹雪芹所处的时期，所谓的康乾盛世已经到了转折的关头，堪称是强弩之末，逐渐露岀走下坡路的迹象了。小说第一回写“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的苏州，竟然也是“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盗蜂起，无非抢田夺地，民不安生，因此官兵追剿，难以安身作品中一再对“生于末世运偏消"的时代发出了强烈的遗憾之情。不仅是政治日趋黑暗，经济发展停滞，而且思想僵化，学术凋敝。尤其是与同时期的欧洲各国相比较时，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18世纪中叶的欧洲，正是资产阶级革命前夕，特别是英国君主立宪政体已经实行了半个世纪，法国正酝酿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各种思想、学说、科技日新月异，蒸汽机、纺织机相继出现，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思想巨人正是最活跃的时候。可是中国自16世纪以来形成的思想解放思潮却戛然而止，顶多是以潜流的形式在某些优秀的士大夫心里涌动,并不断地被专制思想所挤压，越来越缺少生存空间。中国的政治、经济乃至思想、文化与西方拉开差距，正是在这一时期。

当然，正如《红楼梦》中常说的那样，“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是曹雪芹生活时代的最好写照。在这样一个中华帝国眼看就要没落的时代，绝大多数人却沉浸在盛世的欢娱中。但是，在文学艺术领域，追求艺术气息、渴望艺术自由的优秀作家，仍然以自己的艺术敏感，感受到令人窒息的时代气息。他们以自己伟大的艺术作品，诉说着对这一时代的深切感受。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全面探索了这一时期作为时代精英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的人生追求与整体素质，他们对这样一个时代的无能为力，以及他们自身的无路可走。曹雪芹则以《红楼梦》这样一部悲剧，从爱情、家族、社会等方面入手，再现了末世的不可救药，为封建时代的最后一个盛世，唱了一曲悲婉欲绝的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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