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564唐宋词研究自考复习资料：词为艳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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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为艳科

“词为艳科”是1926鬲蠢在《宋词研究》中提出的一个概念。但胡云翼的这一提法，除了来自于传统对词体的基本看法之外，也与古代有关学者的评论有关，如明代杨慎就在《词品》卷一中说：“《六州歌头》，本鼓吹曲也，音调悲壮。又以古兴亡事实之，闻之使人慷慨，良不与艳词同科，诚可喜也。”“艳词”之“科”，实际等同于词为艳科了。杨慎于此在昌明词为艳科的基本事实之外，特地对《六州歌头》对艳科的超越表示称赏而已。确实，在早期的曲子词中，词以描写爱情（主要是私情）为主，且以女性特别是歌妓为中心，风格轻靡。

所以观念中的词与“艳词”并没有多少明显的区别。唐诗中即频繁出现“艳词”二字，如韩愈《辞唱歌》有“抑逼教唱歌，不解著艳词”之句，白居易《采诗官》也有“郊庙登歌赞君美，乐府艳词悦君意”之句，等等。不过在隋唐时期，艳词虽然包含有艳情的成分，但并不是艳情的专有名词。男女相思爱情可以称为“艳词”，就是一般性反映社会民生的作品，也可以纳入“艳词”的范围，所以它的内涵是比较宽泛的。大约来说，凡是用来在宴席和聚会场合演唱的歌词，都可以称作“艳词"。这里的“艳”是就音乐的角度来说的，具体是指隋唐燕乐的特点，按照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的解释，华丽而婉转的抒情音乐就叫“艳”。艳曲的特点是较为短小，所谓“艳曲不须长”（乔知之《铜雀妓》）即是此意。《旧五代史》也称和凝“长于短歌艳曲”。以方便即席填词演唱。这是艳词的本义。

词为艳科之说自然是受到“艳词”的影响，但两者之间的区别也是显在的。《旧唐书》温庭筠本传说他“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这里的“侧艳”.一般作狭邪香艳解释，但“侧艳”二字，经考证，其实都是音乐术语，“艳”指艳曲，前面已有说明*“侧”是指侧调，清商三调为清调、平调、瑟调，唐人把“瑟调”称作“侧调”。《唐书•乐志》说“侧调者，生于楚调”，而“楚调”的“惊采绝艳”又是闻名历史的。所以，《旧唐书》中对温庭筠的这两句评论，简单来说，就是说他擅长倚声填词而已。实际上，在《花间集》中收录的66首词，真正涉及狭邪的也只有六七首，其他都不是一个“艳”字所能范围的。

不过这是历史的解释，并不能完全代表它的发展方向。艳词的文体意义在进入宋代以后便逐渐淡化，一而“艳情”的特色则发挥得越来越充分了。这当然与“艳”的本义有关，因为孔颖达《诗经•小雅•十月》的正义就说“美色曰艳”，而《谷梁传注疏序》也有“左氏富而艳”的说法，并解释说：“艳者，文辞可美之称也。”所以有美色、美文组合成的“艳”字往艳情方向发展，也实在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欧阳炯的《花间集叙》即已将词的艳丽特色说得比较明确的了：“……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烧之态。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有唐已降，率土之滨，家家之香迳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之红楼夜月，自锁嫦娥。”将南朝至唐代的这种音乐文学的流变在风格上贯串起来。

宋代诗词分途，言情一端托付于词，加上词的创作和传播多在酒宴歌席，遂使得这一个“情”字，特别的在爱情一端发达起来，据王灼的《碧鸡漫志》记载，万俟咏自编其词集，就初分为施词与侧艳两体，但后来“以侧艳体无聊太甚，削去之”。王灼还说当时的晁端礼也“间作侧艳”。晁端礼的《清平乐》词云：“早来帘下逢伊，怪生频整衫儿，元是那回欢会，齿痕犹在凝脂。”确实香艳得可以。胡云翼的“词为艳科”说当然与这种创作风尚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宋末的张炎在《词源》中公开说：“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盖声出莺吭燕舌间，稍近乎情可也。”把艳丽作为词的文体特性来加以强调了。明代沈际飞也说：“词贵香而弱。”（《草堂诗馀四集》正集卷二）李东琪更说：“诗庄词媚，其体元别。然不得因媚辄写入淫亵一路。媚中仍存庄意，风雅庶几不坠。”（王又华辑《古今词论》弓I）清代彭孙遹《金粟词话》云：“词以艳丽为本色，要是体制使然。”

清代的常州词派虽然讲究寄托，但上品的词作还是要“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周济《宋四家词选》评周邦彦《满庭芳》词语）。近代胡云翼从中提炼出“词为艳科”的思想，可以说是十分自貌。

宋人在唱词风格方面独重安霰这是与前代显然有异之处c如唐代歌坛，就是男女歌手都有名闻全国者，男歌手如李龟年、米嘉荣等15位，女歌手有念奴、张好好、盛小丛、樊素等19位。但在宋代，情形就发生了变化，王灼《碧鸡漫志》卷一中说：“古人善歌得名，不择男女。……今人独重女音，不复问能否。而士大夫所作歌词，亦尚婉媚，古意尽矣。政和间，李方叔在阳翟，有携善讴老翁过之者。方叔戏作《品令》云：’唱歌须是玉人，檀口皓齿冰肤。意传心事，语娇声颤，字如贯珠。老翁虽是解歌，无奈雪鬓霜须。大家且道，是伊模样，怎如念奴。'”这是公开的表达，当然体现了当时的流行乐坛对女音的青睐。

宋词中记录的唱词场面，也是以女音为主的。

当然宋人重女音，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女性化的音乐与词的细美幽约的特殊韵味是相当一致的。南宋王炎《双溪诗馀自序》云：“长短句宜歌不宜诵，非朱唇皓齿，无以发其要眇之声。”是与词的体性特点直接相关的。作为一种女性化的文体，自然由女性来演绎会更容易让人觉得亲切和地道，女性与“艳”有着天然的关系。宋代及宋以后的官妓就为这种女性文化提供了专门的舞台。明代洪武年间，朝廷在南京建来宾、重译、清江、石城、鹤鸣、醉仙、乐民、集贤、讴歌、鼓腹、轻烟、淡粉、梅妍、柳翠14楼，以处歌妓，以供缙绅唤用（杨慎《词品》卷二）。在这种风气当中，女音之风自然也就愈演愈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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