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38红楼梦研究复习资料：第二章《红楼梦》的时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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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红楼梦》的时代（2）

第一节政治背景

满清入关以后，以亡明为鉴，针对晚明的种种弊政，励精图治，国势日隆，终于在康、乾时期走向全盛。

自从康熙即位以后，清王朝在巩固统治的同时迅速走向兴盛。经过一系列重大事件的洗礼，比如擒杀鳌拜（玄晔于康熙六年十四岁的时候开始亲政，康熙八年便处理了鳌拜事件），尤其是历时八年的平定“三藩之乱”（康熙十二年至康熙二十年，1673一1681）,康熙已经从一个好学机智的满族少年，成长为一个颇具才华的优秀皇帝了，并且基本完成了统一全国的任务。中年以前的康熙，勤政爱民，“未明求衣，辨色视朝”，孜孜求治，是封建皇帝中难得的圣明之主。他每日清晨在乾清宫听取府院各部官员分班启奏政事，然后与大学士们商量处理，或者召集九卿会议，反复商讨。他既鼓励各官大胆言事，自己也能听取各种意见。所以，虽然是“乾纲独断”，国家大事都由自己处理，但由于考虑细致周密，处理问题也比较稳妥，很少出差错。为了更好地加强皇帝的个人集权，他先是剥夺了辅政大臣的权力，然后是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与内阁的权力，并设立南书房，让翰林院及国子监的官员轮流值宿，除拟诏之外，有时参与政务，以分内阁之权。后来雍正专门设立军机处，继续扩大帝王的个人权力。其体制又经乾隆完善，进一步确立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封建帝王权力的不断扩大，一方面固然能够加强统治，确保大清江山的稳固，但是另一方面，它带来很多弊端。首先是一人独裁，权力集中，朝廷大小官员依赖性太强，一切由皇帝做主，皇帝却不是万能的。比如康熙长期最关心的三大问题是三藩、治理黄河与漕运，但是这样大的事，往往迁延不决。平定三藩之前的决策，平定过程中的具体措施，等等，大臣们往往争论不休，没有结果，或者根本就不拿出自己的意见，谁也不肯承担责任，最后不得不由康熙定夺。甚至具体的战略战术，都要由康熙决定，前线将领往往观望不前。治理黄河更是如此，关于治理方案，九卿科道，讨论到最后毫无主张，康熙一旦提出什么建议，往往众口一词，大加赞美。康熙并非水利专家，所以不得不多次亲自前往査看，并自己钻研，“凡前代有关河务之书，无不披阅最后自己真的成了水利专家。其实，朝廷并不缺少水利专家，康熙的才华也不该用在这些地方。但是，封建专制，帝王独裁，既然万事均由皇帝直接做主，大臣们只是执行的工具，没有人敢于承担责任，事情不会由大臣们自己决定，也不需要大臣们参与政事，朝廷之上的讨论成了虚应故事，于是才有这样的局面出现。即使皇帝真心征求大家的意见，这些大臣们也不肯发表意见，这就是专制造成的悲剧结果。

其次，满清王朝本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是以少数人统治多数人，以文明落后的民族统治占大多数的文明先进的民族，本来就觉得心虚，再加上民族之间的不信任，所以很多大臣尤其是汉人大臣最主要的心思就是安全地保住官位。既然皇帝专权，大臣们只以侍候好皇帝、讨皇帝欢心为第一要务，这也导致了官僚阶层的整体堕落。他们除了想方设法争宠之外，将大量精力用在结党营私之上。清代的党争相当激烈，满汉之争，汉人官僚中的南党与北党之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权的凝聚力。雍正上台后，御制《朋党论》，阐述“君子不党"的圣人之旨，严禁大臣分门立户。他为了防止通过科举走上政坛的官员们利用同年、师生的关系结党，特地大开捐纳之门，既充实国库，又能够利用其他途径提拔政府官员，抑制科举出身的官员，以达到控制朝臣的目的。类似这样的措施，自然也会削弱政府行使政权的能力，而且使政府官员离心离德，君臣之间相互提防，这样的体制与格局，不可能保障满清政权一直充满勃勃生机。这样的形势长期下去，一旦某位帝王不是雄才大略的君主，整个政权显然不能很好地运转。因此，我们说清初的鼎盛与危机同时存在。

再次，皇权的过度集中，也使帝位的争夺变得极其可怕。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势与富贵，大臣们不但与同僚结党，而且在皇位继承人尚未明朗的时候，内外勾结，相互利用。这一政治悲剧，在康熙晚年表现得特别明显。康熙有子三十五人，长大成人的有二十人。诸位皇子为了能够继承皇位，相互勾结，联络外藩，扰乱朝政，甚至到了要谋杀康熙的地步。康熙本人也为此绞尽脑汁，心力交瘁，最后变得多疑，喜怒无常，甚至为此杀戮大臣，废弛政务。雍正上台之后，更是大肆杀戮政敌，一改其父在位期间的宽松政策，以严刑峻法代替以前的政简刑清。这样做的结果是，吏治固然为之澄清了，但是大臣们更是朝不保夕，小心翼翼。雍正曾经说，外面传说他喜欢抄别人的家，确实，被雍正抄家的人也实在太多了。在争夺帝位的问题上，曹雪芹家族应该是受到了牵连。曹家的被抄，很大程度即与此有关。

除了以上特征之外，这一时期的政治还具备如下特点：首先是政治上的保守倾向极为浓重，大臣们因循苟且之风盛行，这与君主独裁统治有关。其次是闭关锁国情况严重，即使是康乾盛世，朝廷也实施较为严厉的海禁措施。不仅严禁华人出国，外国人通商也仅仅限制在广州、澳门两地。康熙二十二年(1683)收复台湾时，朝中大臣竟然主张放弃台湾，可见当时眼光的短浅。整个盛世时期，只有康熙二十三年到五十六年(1684—1717)这三十多年，主动对外开放，进行贸易往来，当然也只局限于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个口岸。其余时期，大多数闭关锁国，甚至限制国内造船业的发展。乾隆时期，英王乔治二世派特使马加特尼到热河行宫谒见皇帝，请求通商，清廷却以天朝大国自居，不但要求其行跪拜礼，而且要求人家自认为藩属国，最后还由乾隆写了一封措辞傲慢的诏书加以训斥。明代时，不仅有郑和下西洋这样的壮举，而且连昏庸的万历皇帝，在意大利人利玛窦来中国传教时，还知道接受反对驱逐他出境的建议，并且留他居住在京城，召见他，询问国外的风土人情。两相比较，清朝时期政治思想的保守落后，显而易见。正是由于长期与海外的联络，尤其是思想、科技领域的交流，几乎终止，导致这一时期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开始拉大。

其次，这一时期的文字狱极其频繁，思想禁锢相当严重。明代虽然也有文字狱，但发生的次数少，涉及的面也比较窄;而清代的文字狱不仅频繁，而且往往波及无辜。满族入关，其在人数上属于少数，在文化上属于落后文明，因此他们一方面在政治上、种族上有强烈的优越感，另一方面在文化上又有自卑感。他们一方面试图通过科举制度笼络汉族知识分子，驱使汉族文人为其所用；另一方面则想方设法打击汉人的民族自尊心与文化优越感。满族入关后，迅速恢复科举，给读书人一个升官发财、光宗耀祖的机会。有了这样的机会，读书人自然不去参加起义，反对满族的统治。同时以博学宏词等特殊形式招揽高级知识分子，拉拢一批读书人与他们合作，以达到分化瓦解汉人知识精英的目的。一旦形势稍微稳定，则以大规模的杀戮（尤其是集中杀戮文人）形式，确立新政权的权威，显示自己对汉民族掌有生杀大权的实力。于是即使连康熙这样的“圣祖”、宽厚仁慈之君，也连连大开杀戒，先后掀起了十余起文字狱大案，而且动辄株连，庄廷锐《明史》案“名士伏法者二百二十二人”，凡是为此书作序或者仅仅列名•“参阅”的人，统统被凌迟处死，甚至连刻字匠、印刷匠、发卖该书的书铺店主、收藏此书的藏书者，均被斩首。而戴名世《南山集》则牵连桐城戴氏、方氏两大家族。翰林院编修戴名世被弃市,名士方苞仅仅因为为该集作序，即被论死，幸得李光地等人申言营救，才得免死。值得一提的是，桐城方氏族人中，方观承的祖父登峰、父亲式济，一为工部主事，一为内阁中书，均受牵连被流放黑龙江。观承年幼，与兄长观永徒步到关外看望，并归葬其祖、父，由于熟悉地理形势，后来成为平郡王、定远大将军福彭（曹雪芹的表兄）的记室，也算是与曹家搭上点关系吧。至于雍正、乾隆时期的文字狱，更是日见其多。据统计，康熙时期发生过十多起文字狱，雍正时期则有十七起（他在位只有十三年，据王彬《禁书•文字狱》），乾隆期间则有八十余起，著名的有三十多起（据郭成康、林铁均《清朝文字狱》一书统计，乾隆时期有大大小小文字狱共一百三十多次），而他还宣称“朕不以语言文字罪人"，何况乾隆时期清朝的统治已经稳固，遗民意识、民族思想已经不像清初那么强烈，民族矛盾已经为阶级矛盾所取代，反清复明已经不成其为号召百姓的口号，根本不需要利用文字狱来打击汉人的民族优越感，更何况乾隆末期烽烟四起，他已经顾不上利用文字狱来控制思想了，却仍然有这么许多文字狱，从中可见当时人们所能享受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情况。

文字狱的余害，直到清代中后期仍表现得极其明显。龚自珍愤慨于当时社会“万马齐喑”的局面，指出其根源是文人阶层“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呼吁“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清代文人中少政治家，或者说清代文人，在政治上少有建树，显然与这样的时代有关。曹雪芹在小说中，要借“假语村言”，将“真事隐去"，也正是在这种压抑的政治氛围中不得不采取的艺术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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