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考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谈述从《重答刘秣陵沼书》看《梁书·文学传》之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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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述从《重答刘秣陵沼书》看《梁书·文学传》之失

摘要：梁代萧统编选的《昭明文选》收有刘孝标《重答刘秣陵沼书》一文，《梁书·文学传》中也有关于此文写作背景的记载。但是经过比对发现，《梁书》关于此文的记载存有两处失误。《梁书》之所以会出现失误，与《文选》的剪删取文有关，从中可以看到《文选》对唐初史书编纂的影响，反映出了其时《文选》为人所重视的情形。

关键词：《重答刘秣陵沼书》《梁书·文学传》文选学

梁代萧统编选《文选》“书”类收有刘孝标《重答刘秣陵沼书》，全文如下：

刘侯既重有斯难，值余有天伦之戚，竟未致之也。寻而此君长逝，化为异物。绪言余论，蕴而莫传。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余悲其音徽未，而其人已亡；青简尚新，而宿草将列，泫然不知涕之无从也。虽隙驷不留，尺波电谢，而秋菊春兰，英华靡绝。故存其梗概，更酬其旨。若使墨翟之言无爽，宣室之谈有徵。冀东平之树，望咸阳而西靡；盖山之泉，闻弦歌而赴节，但悬剑空垅，有恨如何！{1}

刘孝标在文中抒发了对友人刘沼去世的悲痛之情，文章虽然篇幅短小，但文辞简练精美，并善于用典，情感真挚感人。“秋菊春兰，英华靡绝”，此为痛惜刘沼之英才，其“绪言余论”虽得以流传，但斯人已逝；文章最后又连用五个典故，希望刘沼死而有灵，能读到自己的追念之文，也算是一种慰藉。清许《六朝文笺注》评曰：“属词特凄楚缠绵，俯仰裴回，无限痛切。”《梁书·文学传》刘孝标本传中有对此文写作背景的记载，但其记载出现了失误。

一、《梁书·文学传》之失

当初刘孝标仕途不得志，作《辩命论》，刘沼见而作文难之，凡此两往，上述引文中“刘侯既重有斯难”中“难”之所指即此。陈庆元先生对二人往来论辩的文章如此梳理：“刘孝标《辩命论》出后，刘沼就作有《难〈辩命论〉》，刘孝标作《答刘秣陵沼〈难辩命论〉书》反驳；刘沼又作《重难〈辩命论〉》讨论，刘孝标再作此书答之，那么，此书信的题目当是《重答刘秣陵沼〈难辩命论〉书》之省文。”{2}《梁书·文学传》刘孝标本传中有对此文写作背景的记载，并同样将此文收入：

论成，中山刘沼致书以难之，凡再反，峻并为申析以答之。会沼卒，不见峻后报者，峻乃为书以序之曰：“刘侯既有斯难……但悬剑空垄，有恨如何！”其论文多不载。{3}

从中可以看出，《梁书·文学传》认为，刘孝标在作论回应刘沼之难后才知道刘沼去世的消息，然后又作《文选》所收之文字，以之为序，论与序非作于同时；并且《文选》所收文字就是《重答刘秣陵沼书》的全部内容。但是仔细揣摩《文选》之选文，与《梁书·文学传》中有关写作背景的记载颇有出入。

首先从选文的语气与人称使用来看，不像是写给刘沼本人的书信。比如“刘侯既重有斯难”“寻而此君长逝”“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等，分明是第三人称，而非写信应该使用的第二人称。其次，从文中“绪言余论，蕴而莫传。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故存其梗概，更酬其旨”来看，刘孝标是在得知刘沼死讯、见到其论辩之遗文后才“更酬其旨”、再次作论文以回应。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对此有考论：

实非“书”也，何焯批点《文选》云：“此似重答刘书之序”，是矣……其为“重答书”之“序”甚明。盖弁于本《书》之首，自成起讫，而未另安题目。本《书》想必嚣■争辩，情词远逊。昭明遂割取弁语而弃置本文，却仍标原题。就本文言，不啻买椟还珠，而就弁语言，无异乎卖马脯而悬羊头也。此又昭明选文剪删之例。{4}

也就是说，事实应该是刘孝标在得知刘沼死讯、见其遗文后，心中悲痛，或者是为表示对死者刘沼的尊敬，或者是为抒发自己的丧友之痛，于是作《重答刘秣陵沼书》。此书实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文选》所收之文字，此为序；二是回应刘沼之论文，此为书之主体部分，即《梁书·文学传》所言“其论文多不载”者。（此部分现已亡佚）按钱先生的论述，只不过《文选》在编选之时“剪删”取文，只收录序文部分，但仍标以《重答刘秣陵沼书》原题。由此看来，《梁书·文学传》的记载是不正确的。前人还有不少关于《文选》所收此文的考证，高步瀛《南北朝文举要》集中列举了不少，在综合考虑各家论述之后，高步瀛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窃疑昭明所录，序后本有其书，故不标为书序而入序类也。后人转写遗去其书，或依《梁书》不载其书而删去之，答书遂不可见。使但有此序，昭明必不编入书类矣。{5}

可以看出，高步瀛也认为《文选》所收文字仅为一序耳，甚至干脆在《南北朝文举要》中将本文题目改为《重答刘秣陵书序》。但是，包括钱先生在内，各家皆未指出《梁书·文学传》记载的失误。

二、《梁书·文学传》失误的理由

虽然《梁书·文学传》关于此文背景的记载只有不足四十字，且其失误主要出现在“不见峻后报者，峻乃为书以序之”一句话中，看似微不足道，但其作用不容小觑，反映出了大理由。《梁书·文学传》之所以会有如此之失，很可能就是受到了《文选》剪删取文的影响。（姑且遵照钱锺书先生的观点）从《梁书·文学传》“其论文多不载”这句话来看，唐初姚思廉在编写《梁书》之时，尚且能够看到《重答刘秣陵沼书》原文的全貌。现今《刘孝标集》虽仅存序文不见论辩之文，但《隋书·经籍志》所载“梁平西刑狱参军《刘孝标集》六卷”当收有全文，并为史家修史所参看。如果史家写史之时能仔细揣摩其文的人称、语义，应当能还原出这一文学史实。然而正是因为《文选》单录序文又标以原题，干扰到了史家的判断，否则不会有书、序不分之失。为刘孝标作传，在有《刘孝标集》的前提下，史家依然参看了《文选》中刘孝标的选文，这足以说明《文选》在当时的重要性。李延寿所编《南史》中也有对此文写作背景的记载，其语言与《梁书·文学传》一致，仍然没有改正书、序不分之失。

《文选》共收录了刘孝标的三篇文章，除了《重答刘秣陵沼书》外，还有《辩命论》与《广绝交论》两篇论文。其中，《辩命论》同样为《梁书·文学传》全文收录，《文选》与《梁书》在选文上的高度重合性也能反映出《文选》的影响力。在古代，史家修史时何人能进入青史流传不朽、对传主如何评价，这都是十分谨慎、严肃的理由。对于《文学传》来说，所选录的传主的作品，应当有代表性、有知名度，文学水平高。如何判断其文有代表性、有水平，那就要参考它的流传情况、前人今人的评价。从刘孝标生活的梁代至姚思廉《梁书》写定的唐贞观年间，期间大约百余年。这一时期内能以之窥探、评价作家作品水平的文献资料，除了作品选集如《文选》之外，还有如《文心雕龙》《诗品》之文学理论著作。但《文心雕龙》《诗品》二书未提刘孝标其人。史家选文时必定参照了《文选》，因为既然被《文选》收录，在时人看来必定为名篇，于是《重答刘秣陵沼书》与《辩命论》两篇文章便获得了进入史书、名垂千古的资格。且《梁书》刘孝标本传中，两篇文章占据了传记的大部分篇幅，这也足以看出史家对此二文的重视程度。刘孝标在文学史上还有另外一个巨大的贡献，就是为《世说新语》作注。于今看来，这一贡献要远远大于他的文章创作，但是《梁书》本传对此却只字不提，于此亦可感受到《文选》对提升作家作品地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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