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考区域经济开发与管理毕业论文：晋安道与元代云南行省的区域经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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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安道与元代云南行省的区域经济开发

作者：未知

　　［内容摘要］ 中庆经晋安达黄平一线，元代首次开通此道并设置了驿传，是元朝在西南地区交通建设方面取得的一项重要成就，其影响也极为深远。元代交通的开发和交通网络的发展对云南行省的经济开发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移民屯田、城镇商贸、朝贡贸易等方面。 
　　［关 键 词］ 晋安道；区域经济开发；云南 
　　［作者简介］ 陈慧慧，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200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经济 
　　 
　　一、概述 
　　 
　　云南地区特殊的地理条件，给交通发展带来一定的阻碍，这是造成云南长期闭塞的主要原因之一。从气候与地形的联合影响来看，它形成了云南中部东西常年贯通（即东与内地相连，西通缅印）、南北季节性受阻的交通发展特点。云南地区交通发展的这种特点，影响到社会、经济、文化、民族等各方面的交流和发展，是研究云南区域经济开发问题的重要方面。本文拟就元代晋安道与云南地区经济开发之关系做一探讨。 
　　 
　　二、元代云南交通发展概况 
　　 
　　1276年，元朝在云南设行中书省，并把云南的行政中心从大理迁到了中庆（昆明）。政治统一，使云南社会、经济、文化及交通等方面都进入了一个与内地同步发展的新阶段。随着政治中心的东移，云南的交通枢纽也由洱海地区转移到昆明地区。为了加强云南与内地各方面的联系，稳定边疆，促进社会经济繁荣，便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交通往来。1283年，元政府下令开云南驿路，“辖站赤七十八处。马站七十四处，马二千三百四十五匹，牛三十只。水站四处，船二十四只”①。驿站分布与罗罗斯宣尉司、武定路、中庆路、仁德府、曲靖路、乌撤宣尉司、乌蒙宣抚司、丽江路、大理路、威楚路、澄江路、临安路、广西路、晋安路等广大路、府、司辖地。这些马站、水站的设置，共同构成了云南城镇之间、城乡之间、内地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之间的交通网络。 
　　元代在云南大开驿道，形成了纵横全省的驿道网，这些驿道分别对内通往云南临近的省区和中央政权统治中心；对外通往周边各国。它们共有七条，即：由中庆（昆明）经建昌（西昌）过大渡河入川西站赤道；由中庆经乌蒙（今昭通）老雅乙抹入四川水陆站赤道；由中庆经贵州、湖广至大都（北京）站赤道路；由中庆经广南路（今广南）至邕州（广西南宁）站赤道；由中庆经临安路（今通海）至安南站赤道路；由中庆经大理、永昌西出缅国站赤道；由中庆经大理北上至丽江站赤道②。交通线的普遍建立，为政令的贯彻，边疆地区的开发，各地区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都创造了便利的条件。交通网络的发达成为元代云南地区的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庆经贵州、湖广至大都（北京）一线，据《西南通史》考证，至元二十八年，元朝开通了这条道路并设置了驿站。晋安道的走向，是自中庆经杨林、马龙、曲靖、塔剌迷、晋安、晋定（今贵州安顺）、贵州（今贵阳）、葛龙（今贵州贵定）、麻峡、黄平达镇远（今贵州镇远），遂接通辰州（今湖南沅陵）以东的“常行站道”。此道开通以后交通繁忙，元廷又于镇远至岳州（今湖南岳阳）的沅江水道设立24处水站，置船125艘，水夫803人，以后除紧急使臣仍走陆道外，赴京进贡的少数民族和赴内地的官员多由镇远乘船北上，“实为便当”。由晋安道进入内地比乌蒙道“捷近两千余里”，沿途平坦又出健马，行旅至镇远还可分流由水路或陆道继续北上，开通后迅速成为云南行省联系内地的主要交通线，大德五年元军两万人远征八百媳妇国与至顺年间数十万元军入滇平定“镇兵之变”，都是经由这条道路。中庆经晋安达黄平一线在元代以前并无有道路的记载，元代首次开通此道并设置了驿传，是元朝在西南地区交通建设方面取得的一项重要成就，其影响也极为深远。 
　　洪武十九年明军进攻云南即走此道，明人亦言：“黔者滇之门户，黔有梗，则入滇者无途之从矣。”《滇志》说明初云南这条恢复最早的驿路，是“黔之腹心，滇之咽喉”，可见其道之重要。清代顾祖禹称由泸州经乌撤南下的道路为入滇西路，以晋安为入滇东路。近代修建从贵阳达昆明的公路和铁路，也大致是沿袭晋安驿道之旧。 
　　晋安道成为云南连接湖广和内地的重要交通线，同时也突显了贵州地区在战略上的重要地位。从汉晋至唐宋，今贵州地区一直是封建统治比较薄弱的区域，元代情形开始改变。诸道开通后，今贵州地区成为联系今云南、四川、广西和湖南地区的交通枢纽，如《元史・地理志》所说：“贵州（今贵阳）地接八番，与播州相去二百余里，乃湖广、四川、云南喉衿之地。”贵州地区因其战略地位上的重要，元朝统治者十分重视在贵州地区的经营，多次出兵平定其地，设置屯田等。元朝在贵州地区的积极开拓，对当地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奠定了明朝始把贵州单独设省的基础。 
　　 
　　三、对区域经济开发的影响 
　　 
　　现代区域经济理论认为，交通线开发是实现农业社会劳动地域分工和生产区域化、专业化、商品化的基础，是采掘业、加工业进行生产布局和发展的制约因素，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命脉。可见，交通处于自然与社会中间部位的契合点，自然条件是交通建设的依据和基础，交通的发展程度是人类社会对客观环境开发和利用的反映。元代交通的开发和交通网络的发展对云南行省的经济开发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移民屯田、城镇商贸、朝贡贸易等方面。 
　　交通业的发达，为外地移民进入边疆地区创造了条件，元代有大批汉人、蒙古人、色目人以军人、官吏、商人等身份来到云南。元末明初迁来的人口大部分已被视为土著，中庆地区“土著之民不独�k人而已，有曰白罗罗、曰达达、曰色目及四方之为商贾、军旅移徙曰汉人者杂处焉”，在威楚地区则“多旧汉人，乃元时迁徙者，与�k人杂处”③。但应该指出，元代迁入西南地区的外来人口虽不少，但都是因驻守、仕宦或谋生而迁徙，尚无明清时期出现的大规模政府组织移民或因生计而导致的自发性移民。晋安道在明清时期仍为外地移民进入滇云地区的主要通道。元朝进入云南的外地移民中以军人为主。元军镇戍各地,粮饷供应部分靠编民赋税,部分靠屯田。因此，元代屯田有一定的发展。在开展屯田的地区，以乌蒙、中庆、大理、威楚、曲靖、临安等处屯田的规模较大，其中乌蒙、中庆地区的屯田规模更大。这些地区本为历史悠久的农业地区，再因处在重要的交通枢纽地区或是设治、驿站等所在，是屯田的重要区域。自行省建立并以中庆为省治，尤其是经顺元入湖广道的开通，加上石门关道、清溪关道共有三条重要驿道由中庆通往滇东和川西南地区，区位上的战略意义，使元朝在中庆地区广置屯田以加强镇戍，从而也加快了滇东和川西南地区的开发。 
　　云南各地自然条件差异极大，经济发展及不平衡，加上山川阻隔、交通不便等因素，使云南商业和对外贸易发展呈现出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长途贩运与干线城市的集中交易相结合，交通发展成为市镇兴起和发展的关键。以昆明为例，自元代以中庆为省治，带动了云南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的东移，特别是站赤制度的健全，使中庆成为交通枢纽中心，确立了元明清以来昆明发展的基础。元代赛典赤治理滇池，扩建中庆城，近代昆明城已见雏形。而且城内市容繁荣，店铺林立。马可・波罗看到“城大而名贵，商工甚众”④。明清时，昆明已发展成为云南与内地转口贸易的枢纽和市场，各地商贾云集与此。陈鼎《滇黔纪游》中描写城中“百货汇聚，人烟辏集之所也，富庶有江浙风”。而且大凡经营滇缅、滇越等国际贸易的商帮，如四川商帮、迤西商帮、临安商帮等都纷纷到昆明设号开店，转贩川丝、棉纱、宝石、石磺、茶叶、鸦片等⑤。可以看出，交通干线上的重要站口和枢纽，都是经济发达、商贸繁荣、文化先进的城镇。 
　　朝贡或者朝贡贸易是云南同周边国家及藩属地区政治交往的重要方面，这种关系是建立在中央王朝强盛，国力强大的基础上的。元朝建立后，疆土辽阔，边远地区少数民族或者藩属国家经常前往大都向中央王朝朝贡，以示臣服，但往往由于交通不便，道路艰难带来阻碍。元朝在边远的云南地区广泛设置了驿传，遍布全省，并且组织严密，管理完善，使得人员往来方便，信息传递快捷。发达和便捷的交通网络为周边少数民族和周边国家前往内地朝贡或者官员往来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云南行省的驿道大部分是沿用以前的旧道，也有前无记载的新道，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庆经晋安达黄平道。这条道路相对便捷，节省时日，比起其他道路，相对安全和通畅。 
　　 
　　注释： 
　　①[明]宋濂：《元史・兵志四》第2593、2594页，中华书局1976年版。 
　　②陆韧：《云南对外交通史》第177、178页，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 
　　③[明]陈文：《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校注》（卷一云南府・风俗）第4页，（卷二楚雄府・风俗）第206页，李春龙、刘景毛校注，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 
　　④[法]沙海昂注：《马可波罗行纪》（第117章）第459页，冯承均译，中华书局2004年版。 
　　⑤陆复初：《昆明简史》（下）第349页，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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